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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人为何说"多寿则辱"？

　　"寿则辱"，语出《庄子》。意思是说，人生过于长寿，由于种种原因，难免蒙受屈辱，失去人生尊严，人生长寿实在是一种痛苦。

　　人们 为什么会说"寿则辱"或"多寿则辱"呢？""寿则辱"的原因很多，表现的类型也很多。有些属于生不逢时，例如张中行先生就讲过，梅兰芳、程砚秋去世早，晚 年就不存在"辱"，傅雷、老舍，因为寿稍长，赶上那场史无前例的所谓文化大革命，则遭受抄家、批斗之辱。想不再辱，只能自杀。这当然属于非常态。
　 　而更多的蒙受屈辱，失去尊严，则是属于人生的自然现象。人到了老年，失去了工作能力，脱离了现实社会，有的甚至因年老体弱，丧失了生活的自理能力，因而 自己会为之感到多余、无用，为之焦虑、悲哀。有的长寿老人又无经济积蓄，没有留下"上路钱"，衣食住行都需仰人鼻息，看人脸色，这无疑是一种屈辱，是一种 悲哀。在受累者一方看来，长寿者则被视之为 "老不死的"一类，是当为长寿的屈辱。中国古戏曲里就有长寿老人骑墙头的讽刺剧。因长寿而需儿女照顾的老人，被儿女们送上墙头东推西搡，谁也不想照顾。这 自然是儿女们的不孝，更是长寿老人们的屈辱。这类现象，在今天似乎亦不乏见。自然多数人的"辱"则来自于年老体衰和疾病缠身，生活无法自理，对活着失去信 心。这是人生的规律，恐怕谁也难以避免和逃脱。而且越是长寿越是这样。
　　没钱看病且不说，就算是有钱看得起病，看病、住院的过程，对于多数老年 人，恐怕都是畏途。难以让老年人有长寿者的尊严感。我们这个社会是典型的"级别"社会和官本位社会，在医院看来，你就是再高龄再体弱再需要照顾，而你没有 相当的级别，那你就是个普通病人，你就得饱尝医院的冰冷待遇。医院的上宾是有级别，或者有背景，有关系的。举个例子来说吧，国学大师张中行先生因病去医院就诊，就曾"一上午"被扔在医院"冰冷的大厅里"。所以张中行先生说：这几年我常去医院，深有体会，难免有"辱"的感觉。北京大学著名教授王瑶先生病重， 因级别不够不能住进高干病房，几个研究生跑上跑下毫无用处，最后在走廊里躺了一夜。王瑶先生甚至后悔不该走上学术之路，因为如果从政，以他的"革命资 历"，无疑当是高干了，也就会被视为上宾。 "民国四公子"之一的张伯驹，生前捐给国家的文物足可建一所大医院，然而当他病重时照样躺在医院的走廊里，住不进病房。
　　其实，就是许多得到 "上宾"待遇的人，也未必就不"辱"。大名鼎鼎的周扬先生，晚年成为植物人，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好几年，连他的夫人苏灵扬女士也是过好几个月才去看他一眼， 直到1989年7月31日悲惨地离开人世。"上宾"似乎也失去了尊严。巴金作为全国政协副主席、钱钟书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，自然当属高干级别了，最后医疗条件无疑甚好，无奈医生也是回天无术，无非让他们满身插着管子多活几天，这实在也算不上不是一种有尊严的生活。这种做法作为当事人自然也未必情愿， 无疑是另一种"辱"。巴金躺在病床上十多年，终于撑到了一百零一岁，然而这样的活着，简直就是活受罪，更谈不上什么人的尊严。至于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，虽然也高寿到98岁，然而最后几年，他简直就成了一个政治花瓶，不得不时时回答无聊记者们提出的无聊问题，而且还因为遗产，父子关系闹得满城风雨，他的收藏 也被秘书、门人们所"收藏"。这难道不也是一种"辱"吗？
　　人活着，一定得活得有意义，有价值，能自理，有尊严。倘若活得连自己都失去了信心， 都觉得没有多大意义，那就真的该告别人生，那就真的该走了。何须固守什么"好死不如赖活着"老观念,强留于人世。其实，人活得年岁越多，吃的苦头越多、受 的罪也就越多。著名理论家胡绳先生在1999年3月11日致吴江的一封信中曾经写道："已到八十多岁了，总是赖在这个世界上不走也没有道理。"可以说是一种关于人的生死问题的达观态度。著名作家丁玲先生，晚年躺在医院的病床上，浑身插满各种各样的管子，她实在想提早结束自己的生命，然而此时她已无能为力， 只能感慨地说：看来，人要死还真是不容易！
　　在中国的民间，向来有把高寿老人去世称作为"喜丧"的传统习俗，还要请戏班子唱几天大戏，或者放几 场电影，为之热热闹闹高高兴兴地送行。这在哲学上，无疑也是秉承庄子的"寿则辱"的理念。由此也可见，中国老百姓在人的生死观念问题上，一向还是非常理智 非常超脱非常达观的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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